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丁启阵


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出生前就决定了的,有些是长大后改变的;有些事情取决于境遇机缘,有些事情取决于性格观念。这些决定人生的因素,能理成个头绪时,人生就会简单明了,或顺顺当当,或平平淡淡;但是,它们往往理不成一个头绪,于是就动辄得咎,或磕磕碰碰,或尴尴尬尬。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属于后者。

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宋朝廷做到大官。赵孟頫本人十四岁就因父荫补了官,通过吏部考试铨选,被任命为真州司户参军。假如这宋代国祚不断,赵孟頫就很可能在他祖先创立的王朝里顺利地做他的官,度他的人生,官越做越大,人生也富足幸福,至少心中无愧。偏偏这宋王朝国运不昌,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就彻底灭亡了。他的宋官当然也就做不下去了,只好回家闲居,读读书、写写字、画画画儿,过一种比较优雅的乡村地主的生活。赵孟頫是世家,至少也有些田地,平静的乡居生活应该是过得下去的;夫人管道升“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词章,不学而能”(赵孟頫《魏国夫人管道升墓志铭》),诗赋书画也不是外行,两人相互切磋,琴瑟和谐,“你侬我侬,忒煞情多”(相传管道升跟赵孟頫开玩笑时说的话),家庭乐趣也不会少。可是,这种生活才过了六年,就在他三十三岁那年,元朝行台侍御史程巨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到江南搜罗人才,就找到了他。出仕做贰臣,想必他的心里是经过激烈斗争的。赵孟頫晚年在和好友姚子敬的一首诗中有两句,“同学少年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就透露了这种心声。当时是迫于淫威,是感于知遇,还是出于生计考虑,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其中抉择的痛苦也只能由他自己一人承担。

跟着程巨夫见忽必烈,场面十分风光,“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忽必烈一见倾心,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上方,紧挨着自己,不提防他是宋宗室的后人。见面之后,忽必烈命令他为新设的尚书省起草颁行全国的诏书,诏书写成,忽必烈非常高兴,说:“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见面融洽,君臣遇合,按说赵孟頫应该可以从此风云际会,仕途通达了吧。可是出来一个大问题,元朝把人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这赵孟頫恰恰属于第四等,而且又是前朝宗室,皇帝的赏识并不能得到朝廷实力派的认同。从此每当他表现出才干,皇帝有意重用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反对。所以,他官一直做不大,家庭生活一直也很拮据,“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英明果断如忽必烈也只能以这种方式予以照顾。就连这种钱财上的接济,也会遭到掌权官员的反对,以至于在武宗皇帝海山赏赐赵孟頫五百锭钞票时,怕有关部门找借口不给,特意吩咐身边人员:“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也就是说皇帝也只得拿小金库里的钱赏给赵孟頫。赵孟頫在朝廷时建言多有被采纳的,在外放时也做了一些实事,但职位不过是“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之类无关痛痒的官职,历经五朝。直到他去世以后,才虚张声势地给他“追封魏国公”。设想一下,假如赵孟頫遇事哼哼哈哈、韬光养晦,不跟那班蒙古大臣争是非,兴许也能把官做得更大些。在备受歧视的元朝廷里,汉人、南人当时也有官做得比较大的。

赵孟頫在元朝为官,职位的高低大概还在次要,他作为降臣,内心道德的谴责也许才是他最苦恼的事情。有一次忽必烈让他评论叶李和留梦炎两个人的优劣高下。他的回答是:“梦炎,臣之父执,其人厚重,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他纯粹从两人的才能上作出评骘。忽必烈不同意他的评骘,说:“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宰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忽必烈以为赵孟頫碍于梦炎是他父亲朋友,不便责备梦炎,于是让他做诗讽刺梦炎。赵孟頫应命而做的诗里有两句,“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据说得到了忽必烈的赏叹。其实,我认为赵孟頫是有意识地避开前朝是非,避开品德评价的。他内心一定认为自己既然做了贰臣,就不配给他人做品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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