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不羁的唐寅 其仕女画却非常严肃

　　《李端端图》以唐代文人与扬州名妓事迹为题材。落第文人崔涯长于宫词，常题诗品评妓女，并传诵于街头巷尾：褒之则车马盈门；贬之则门庭冷落。李端端肤黑而艳，崔涯作诗戏弄她为“鼻似烟囱耳似铛”，端端见诗后忧心忡忡，哀求崔涯重赋一诗，后崔涯另题一绝句：“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诧，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大贾居豪，竟臻其户”。画幅描写李端端请崔涯题诗的情节，塑造了文人与美女的形象。

　　《王蜀宫妓图》描绘五代时前蜀皇帝王衍侈靡享乐，佳丽充盈后宫，他欢宴于怡神亭，使嫔妃妾伎皆衣道服，莲花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名曰醉妆。画中塑造了四位美丽道装宫娥的形象。

　　以上四件绘画中的女性，皆为不同类型的妓女形象(包括宫妓、家妓、院妓)，此种内容的出现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名门豪家蓄养歌伎历史很久，以诗酒妓乐排遣和慰藉生活也成为风气，《韩熙载夜宴图》正是这种上层社会纵情声伎放荡不羁生活的写照。即使如白居易、苏轼等高雅之士也未能免俗。于是，文人侑酒招妓，与青楼女子间出现风流韵事，也为人所乐道。明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助长奢靡之风，青楼妓院成为寻欢作乐场所。但也有文人由于仕途失意而寄情声色从中找到慰藉。唐寅出身于低微的商人家庭，幼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其性情禀赋与文征明诗礼传家者不同，后来更由于仕途挫折陷彷不幸，以致“僮仆据案，夫妻反目”，“素论交者皆负节义”，他深感世道的不平，对旧礼教形成叛逆，因而曾一度放荡不羁流连酒色，追求狂放自适，以此来消解失意中的苦闷，“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但他并非纨绔子弟，而是在世俗与礼教之外的妓院寻求精神慰藉，妓女也为他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形象。和唐寅同时代的画家吴伟的传世作品中也有数幅表现妓女，在其图写观赏幼妓李奴奴的《歌舞图》中就有唐伯虎和祝枝山的题诗，我甚至怀疑图中的看客中就有唐寅和祝枝山的形象。《六如居士全集》中收录有《寄》和《哭妓徐素》的诗篇，表现了对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的怜爱和同情。唐寅在这些表现风尘女子的作品中，除形象俊美外，也有的画出优美的举止风度。李端端向崔涯索诗，手执牡丹亭亭玉立，庄重而矜持。秦蒻兰端坐弹奏琵琶，也没有一丝轻浮的感觉，王蜀宫伎给人的印象是美丽纯真而非妖冶。

　　唐寅在仕女画作品中比较重视主题和思想性，而并非单纯表现女性之美。《王蜀宫妓图》题诗抨击统治阶级的淫奢糜烂，视为亡国衰败之兆，“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滥觞。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陶谷赠词更嘲笑那种位居显要装成正人君子的假道学者的虚伪面目。李端端图画出风尘女子与文人的浪漫，实际是明朝社会的反映，唐寅对韩熙载的放纵不羁最少是欣赏的，从其题诗中有所透露。也流露出失意文人的哀怨和玩世不恭的态度。

　　唐寅的仕女画在前代的成就上加以发展。传统的技巧和苏州的文脉予他以滋养，他“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其身份与沈周文征明不同，是一位文人身份的职业画家。艺术和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初受业于沈周，有着元画的超脱文雅的书卷气，又师从老画师周臣，致力于宋代院体精密不苟的画风。和当代画家杜堇、吴伟等艺术上也有交流。兼收并蓄广益多师，能工能写，既能画重设色，也能作白描，他人物山水兼擅，仕女画中的布景很好地衬托作品主题和渲染气氛，笔墨技巧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唐寅画中造型写实，画风严谨中带洒脱，形成雅俗共赏、作家士气兼备的画风。因而获得社会的喜爱。

　　唐寅的仕女画中多具有诗书画结合特色，每画必题。他文思敏捷，喜用通俗的语言入诗，题诗常借题发挥，别有奇趣，起到点睛作用。如借纨扇赋以“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表现对世道炎凉的不满，《陶谷赠词图》中“当时我作承旨，何必尊前脸发红”，更用调侃的语气对假道学予以嘲弄，他还曾在《红拂妓图》中题诗：“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