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新展，被忽视的录像先锋艺术家被再次提及

　　久保田成子会和激浪派的其他艺术家一起参与表演，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表演便是那著名的《阴道绘画》——被解释为是对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滴画”和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人体测量术”的回应。这在当时引起了颇多争议，但后来则被称赞为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宣言，尽管艺术家本人并不喜欢这个标签。

　　对于久保田成子来说，投入“激浪派”最重要的收获便是有关创作的激情和方法论：对随机的拥抱、自己动手的精神和对日常的赞美。终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她找到了能让她孜孜不倦的媒介——录像。

　　久保田成子正在安装她的作品《Duchampiana：下楼梯的裸女》（1976 年），MoMA，纽约，1976

　　© 2021 Estate of Shigeko Kubota / Licensed by VAGA at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Y

　　“一切都是录像”

　　久保田成子被制作录像的有机过程及其作为一种无限可复制、无等级的媒介所吸引，那里有巨大的解放束缚的潜力。特别是在便携式录像设备普及后，

　　“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它是新的，而且相当便宜，我们都有同样的机会。”

　　久保田成子后来与同样探索录像艺术的白南准（NamJune Paik）在1977年结婚。她这样描述他们的艺术和生活：

　　一切都是录像。（白南准和我）吃录像，拉录像，所以我做录像诗。这首诗里，我用‘Video’的第一个字母‘V’开头。这关乎我的人生。我的一天、每一个一天及所有记忆——我都想将它们的一部分放进录像里。”

　　久保田成子，《自画像》，约1970-71，

　　标准画质录像（彩色，无声），5：24分钟。

　　© 2021 Estate of Shigeko Kubota / Licensed by VAGA at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Y

　　展览中展出的《自画像》便是久保田成子最早的结合录像与电子色彩的实验作品。很快，“激浪派”的诸多表演经验让久保田成子得到新的启发：她将录像制作的过程描述为一种强烈的身体实践，手提式录像机索尼 Portapak的重量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印痕。于是，她开始将这种身体性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录像雕塑形式：影像里那些光怪陆离的肖像和风景扩展为由胶合板制成的三维物体，与镜子、金属板以及流动的水结合在一起，继续扩展录像作品的空间层次。

　　久保田成子是第一批使用多屏录像同时播放，并将“电子能量”与物质材料结合的艺术家之一。她想要创作的影像，是要抵达“电视盒子”之外的世界深层。

　　久保田成子（左中）参加“全球实验电视趋势”专题讨论，并在“开放电路：电视的未来国际会议上”发言。1974 年 1 月 23 日

　　MoMA档案，纽约

　　这一点在她的作品《Duchampiana：下楼梯的裸女》（Duchampiana：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尤为明显。杜尚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对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影响很大，久保田成子选择以作品的方式回应。当然是有致敬之意，但也远不止如此。杜尚在1912年画了《下楼梯的裸女》，颠覆了艺术史上关于女性裸体的传统表达，但这还是从一位白人男性艺术家的角度。为了对这幅作品进行更为多元的全新诠释，久保田成子以不同的帧率拍摄并在雕塑中重置了她眼中的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正如她自己记录的：“杜尚的裸体已经死了，我让他的裸体再一次活过来。”因此，该“Duchampiana”系列的创作在致敬、批判和重塑之间交错，这种结合了个人经验、社会思考和技术表现的实验风格在久保田成子之后的创作中愈发显得成熟。

　　久保田成子，《Duchampiana：下楼梯的裸女》，1976；标准画质录像和超 8 毫米胶片转换录像（彩色，无声），5：21分钟。四个阴极射线管显示器，胶合板。摄影：Denis Doorly

　　© 2021 Estate of Shigeko Kubota / Licensed by VAGA at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Y。 Digital image © 2021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